我们这一代人似乎患了语言障碍症，没办法表达，也没办法说出自己真实的想法，只能选择沉默，选择逃避，选择顺从。

我们从农村走到了城市，四顾茫然。以前在农村养着鸡鸭猪狗，每天喂食，生活惬意。到了城市，住进了高楼，没有鸡鸭猪狗可以喂，却每天出去做工，要挣钱还房贷，还车贷。表面光鲜亮丽，内心却成了一片荒漠。对门都不认识，街上见到的人都是陌生面孔，谁也不会主动打招呼，就更别提说话了。要是想去旅游，就要花钱，而现在最主要的是接受资本的雇佣，挣钱，而不是花钱。但是资本一个劲儿地鼓吹，要人们花钱，甚至在手机上动动手指就能花钱，却不能动动手指就挣钱，最终把人们看成了羊，要一层一层“薅羊毛”。

人们想说话，竟然发现没人听。人们都在忙着挣钱，没人听别人说话，哪怕别人认为说的是至理名言，也不会引起其他人的注意，甚至有人为了倾诉，为了表达，到大庭广众之下找人说话，被人视为精神失常。因为骗子太多，人们已经有了戒备心，不再轻易相信别人，更不会听别人倾诉，以免被骗。当然，找人倾诉的人不一定是骗子，却被人们当成了骗子，不但倾诉的人失去了倾诉的权利，失去了话语权，而且想听他倾诉的人自我封闭，也失去了话语权。

我们工作，要遵守制度规范，要听老板的，听上司的，不能自己做主，也不能在上班期间说话交流。而下班之后，在手机上交流，往往缺少现场感，缺少一种温情，仿佛隔了一层东西，就像鲁迅说的人与人之间仿佛隔了一层可悲的厚障壁，不再出现敞露心扉的表达，也不再出现很多真知灼见。人们大多都在说着言不由衷的话，不再谈理想和价值观，也不再谈田园，而是谈论资本要他们谈论的东西。资本打造了世界经济体系，要人们挣钱消费，不但要买楼房、买车，而且还要外出旅游、购物，如此一来，人们就会陷入挣钱、消费的怪圈，不能自拔。而对于以前追求过的纯粹理想，大多都被资本作价出售了————没钱寸步难行，还奢谈什么理想呢？

当务之急是要挣钱，挣了钱才能生活，挣了大钱才是好汉。可是，一旦陷入挣钱的逻辑，就会成为资本雇佣的廉价劳动力，再也不能出离那种境地了。权力并没有引导人们建立正确的价值观，而是为资本大开绿灯，甚至为资本站台，打开市场，同时也放纵了一些人的行为。权贵们肆无忌惮，拥有话语权，在一些媒体上搔首弄姿，自以为是。即便干一些贪赃枉法的事，也并无大碍。而普通人改变不了贫富差距的格局，就只能羡慕权贵们的生活了，还要冒充权贵，尤其是参加同学会、同乡会的时候，冒充权贵比较合适。

聪明的人发现，所有人都成了社会中的一个螺丝钉，可以随时替换，并非具备唯一性。换句俗语来说就是“地球缺了谁都转”，没有任何一个人是不可替代的。资本要的就是这样的格局，每个人都是资本雇佣下的劳动力，批量化生产，批量化投放市场，批量化更新换代，最好不会说话，只知道干活。可是，人是活物，并不是机器，应该有适当表达的舆论场地，有倾听者，也有思想争鸣。但资本没有给人们这样的表达自由，只是要人们挣钱。人们受到了影响，要先挣了钱再说，可是先挣了钱就不再拥有自由了。试想，一个没工作的人可以在家里随便发言，要是有了工作，在单位随便发言，就会被禁止，甚至被开除。权力并没有保证人们的自由，而是站在了资本的一边，要人们任劳任怨，服从资本的雇佣。资本赚钱之后，会分给权力部门一杯羹，而权力部门会为资本保驾护航。

资本再也不是邪恶的东西，而是能够发财的东西，也是权贵们喜欢的东西。他们拥有了资本和权力，就不会让别人拥有资本和权力，还要利用资本和权力建设城市，让人们进去居住，而进去的人们大多要花很多钱买楼房，买汽车，贷款消费，也就一步一步沦为权贵们的奴隶了。没有任何一个时代比得上现在的时代物质丰富，也没有任何一个时代比得上现在的时代压力倍增。

人们面对资本和权力，做出了自己的选择，不再抗争，而是顺从。即便如知识分子也没有保持社会的良心，而会被权贵们收买，说着自己都不相信的话。王朔在《动物凶猛》中对一代人本质的剖白：“这是我的一个习性：当受到压力时我本能地选择妥协和顺从，宁肯采取阳奉阴违的手段也不挺身站出来说不！因为我没有被人说服过，所以也懒得去寻求别人的理解。人都是顽固不化和自以为是的，相安无事的唯一办法就是欺骗。”

我们这一代人犯了失语症，或许欺骗才是真实的，妥协和顺从才能活得更长久吧。